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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省公布了2023年云南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优秀案例。此次入选的十大优秀案例，从全省各系统选送的134个案例中评选产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涉及人民群众关心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婚姻家庭权益、家庭财产纠纷、家庭暴力、抚养权变更、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问题，体现了多部门联动与社会协同，为办理同类案件和解决妇女儿童权益重点难点问题提供了典型示范。云南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自2016年起，由省妇联、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联合举办，至今已开展了八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充分展现了我省尊重和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生动实践，展示了司法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作用和维权成果，彰显了“她维权”的力度和温度。维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办案单位：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人民法院杨某甲、王某某夫妇系甲村委会乙小组村民，婚后生育儿子杨某乙、女儿杨某丙。杨某丙与彭某甲登记结婚后，生育彭某乙、彭某丙。2022年2月至5月，集体土地被征收，甲村委会乙小组就土地补偿款进行了两次分配，均以杨某丙结婚时没有举办婚宴为由，未将杨某丙及其子女列入分配人员名单。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某丙及其子女户口均登记在甲村委会乙小组杨某甲户上，户口所在地为3人的经常居住地，且杨某丙及彭某乙在甲村委会乙小组有承包土地，甲村委会向杨某甲户颁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确认了杨某丙与彭某乙为甲村委会乙小组股东并享有股权。因此，法院认定杨某丙及其子女享有甲村委会乙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有权参与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典型意义】受传统观念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成员资格认定、权益分配标准方面时常会出现“外嫁女”财产分配两头空的尴尬境地。本案结合法律规定，从如何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女性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应享有哪些权利进行释法分析，使法律条文变成鲜活的司法实践，有力维护了农村“外嫁女”的财产权益。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婚姻登记行政争议案办案单位：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1992年，杨某某在山东结婚，并落户办理了山东身份证。后因丈夫身亡，其带着女儿回到原籍与和某某结婚，并落户办理了本地身份证。2022年3月，双方申请离婚，但因婚姻登记信息与实际身份信息不一致，无法办理离婚登记，离婚诉讼也被裁定驳回起诉。检察机关受理后召开听证会，并发出检察建议，县民政局为双方办理了离婚手续。因杨某某无经济收入来源，且与其共同生活的女儿、孙女身患重疾，居无定所生活困难，经检察院与妇联、住建等相关部门沟通，为符合条件的杨某某申请了公共租赁住房。【典型意义】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玉龙县人民检察院坚持“如我在诉”的理念，针对一人持有多份身份证明导致无法离婚的情形，能动履职，依法提出检察建议，运用司法救助等多元化解方式，解绑“离不掉的婚”。同时积极启动司法救助，帮助当事人解决住房、就业等生活之忧。用心用情办好“小”案，彰显司法为民大情怀。父母闹离婚致使3名未成年子女无人照管纠纷案办案单位：昆明市官渡区妇女联合会、昆明市官渡区法院、昆明市太和街道和平路社区2023年某日，官渡区妇联接到学校老师反映，10岁学生张某丙经常旷课，区妇联、和平路社区妇联入户核实。经了解，张某及妻子左某为外来租户，张某在外地承包工程长期不在家，左某怀疑丈夫有外遇便离家到外地打工，扔下子女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3名未成年人在出租房内无人照料。了解情况后，和平路社区妇联一边照料3名未成年人日常生活，一边反复联系孩子父母做思想工作。针对夫妻二人感情破裂、双方均无继续婚姻的意愿，和平路社区妇联组织区法院、区妇联、司法所、派出所、律师事务所共同开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经过多方调解，张某与左某达成离婚协议，对孩子抚养及探视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典型意义】官渡区妇联在“三访四察五送”工作中，发现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无人监护，妇联工作人员多次入户看望留守儿童，并与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共同送法律、送政策、送关爱，多部门联动、合力破局，最终有效化解了3名未成年人无人照料的局面，有力维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杨某某诉赵某某撤销监护资格案办案单位：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人民法院杨某某之子杨某甲和赵某某恋爱后在男方家共同生活，2013年生育杨某乙，杨某乙1岁左右被确诊为脑瘫。3年后，杨某甲病故，后赵某某外出打工，杨某乙一直跟随杨某某生活，赵某某每年春节去看望杨某乙一次。2023年6月，因杨某某身患重病，杨某乙无人照护，市民政局暂时把杨某乙送到福利院养育。为解决杨某乙的抚养问题，杨某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赵某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市民政局为杨某乙的监护人，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支持起诉，经审理，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杨某某的诉求。目前，杨某乙已经适应了在福利院的生活，在福利院工作人员陪伴下，身体和心理状况均得到了改善。【典型意义】本案未成年人身患残疾，因爷爷和父亲死亡、母亲改嫁、奶奶患癌，且母亲不尽抚养义务而处于无人抚养状态。法院介入后积极能动履职，统筹协调检察院、民政局等各部门，形成帮扶救助未成年人的合力，共同解决未成年人的实际困难，依法撤销并指定监护，妥善安置未成年人，有效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分级干预矫治罪错未成年人案办案单位：文山市人民检察院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未成年人小坤等人多次结伙在某地KTV、酒吧、客运站、学校门口等地点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检察机关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深入的社会调查，分析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背景、性格特点、结伙动机、犯罪原因，并结合每个涉案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等，积极落实捕、诉、监、防、教一体化办案机制，探索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工作机制，对涉案人员进行分级处理。根据不同罪错程度，分别对涉案未成年人作出提起公诉、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送专门学校进行专门矫治教育等不同的处理决定，并成立由23名检察官组成的11个帮教小组，联合监狱、公安、法院、工商联、教体、社区、社工机构等，制定一对一针对性帮教方案，开展精准帮教。在帮教小组精心帮教和相关职能部门支持下，涉案未成年人经过三年帮教，服刑的有了明显转化，其余有的考上大学、有的通过职业教育取得相关资格证书、有的顺利就业。【典型意义】对于罪错未成年人，既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罚了之。文山市人民检察院准确把握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根据罪错程度、犯罪原因、个人情况等，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分级处置，制定个性化精准帮教方案，有效预防再犯罪，助力罪错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陈某与李某抚养权纠纷强制执行案办案单位：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陈某与李某育有两女，于2023年5月离婚。法院判决由李某抚养大女儿，陈某抚养小女儿，各自承担孩子抚养费。离婚后，两个女儿一直跟随李某生活，陈某多次前往李某家中要求见女儿并接回小女儿，均被拒绝。后陈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多次与李某进行沟通、劝导，李某仍不愿履行义务。之后，执行法官一边通过给孩子买玩具拉近与孩子的距离，一边与双方进行反复沟通、单独劝导，释法明理，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协议，李某同意陈某接回孩子，并约定了探视孩子的时间和方式。为防止两家冲突，保证孩子得以顺利接回，法院安排干警维持现场秩序、接送陈某及孩子，确保该案顺利执行完毕。【典型意义】本案涉及抚养权交付强制执行，具有典型性和社会影响力。执行法官以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前提，没有机械地对被执行人采取罚款、拘留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而是采用温情执法方式，提醒各方在表达诉求时应以子女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采取多元化纠纷调解解决机制，促使双方达成了调解，化解了矛盾。本案达到了执行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马某某诉马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办案单位：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王小某与马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女马小某。二人婚后，女方父亲王某某和母亲马某某全额出资购买了一套学区房，并登记为王小某与其父亲共同共有。后为外孙女升学事宜考虑，女方父母同意借房上学，遂与王小某夫妻二人在名义上签署《二手房买卖合同》，将王某某所享有的50%房产份额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王小某夫妻，并过户登记在二人名下，等马小某升学后再返还相应份额，二人实际未支付分文购房款。房屋过户后两个月，马某便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并要求分割案涉房产，其间王某某因病去世，女方及其母亲委托律师维权。一审法院以“名为买卖、实为赠与”为由判决案涉房产归王小某所有，并由王小某补偿马某1/4房价款。二审法院虽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但认为王小某夫妻二人系购买取得马某某的房产份额。鉴于此情况，代理律师又代马某某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次起诉马某，要求其支付购房款22.5万元。该案一审判决马某向马某某支付购房款22.5万元，马某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俗话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本案是发生在前岳母和前女婿之间的纠纷，因为当时是亲人，双方都没有保留相关的证据。在相关证据欠缺的情况下，代理律师从几个角度出手维权，一条路走不通，赶紧想办法走另外一条路。前后通过了4起诉讼帮老年妇女拿回了卖房钱，最大限度维护了老年妇女的财产权益。杨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办案单位：曲靖市富源县人民法院杨某与李某于2017年开始同居生活，在此期间，李某经常对杨某语言辱骂，且有暴力倾向。2023年某日，因对杨某不满，李某对其大打出手，用匕首威胁并将杨某的额头、手臂等多处划伤，直至杨某就医才得以报警处理。派出所对李某作出了行政拘留处罚，李某被拘留前还威胁称出来后不会放过杨某及其近亲属。之后杨某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经审查后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此后，经风险评估，法院觉得李某极有可能会变本加厉，甚至可能引发命案等恶性事件，便及时将此案作为婚恋家庭纠纷高风险线索向县委政法委推送。后由县委政法委牵头，联合法院、派出所、司法所、街道妇联、社区等相关部门，组织双方调解。经过工作组的努力劝解，李某最终释然，同意杨某补偿一定数额资金，各自生活。【典型意义】本案是恋人同居期间发生的家庭暴力，承办法官除依法向受害者和施暴者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书之外，还从职业敏感度预判了风险，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协调多部门联动化解矛盾纠纷，既有效维护了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又对侵害妇女权益者进行了震慑和教育，达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者的统一。马某某综合救助案办案单位：易门县人民检察院马某某母亲在其两岁时离家出走，其自幼与家中3名成年男子生活在一起，家庭生活困难，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帮助。检察机关在收到人大代表移交的救助线索后，及时对马某某的家庭情况、居住条件进行了解，经核实，马某某确系经济困难，并且亟须解决住宿问题。检察机关及时将马某某的救助线索移送民政局，民政局及时启动临时救助措施并拨付5000元救助资金，由村委会负责为马某某添置生活必需品，帮助马某某设立独立房间。注意到马某某性格孤僻，检察机关委托专业人员为马某某开展心理疏导，同时提醒学校及班主任密切关注马某某的思想动态。检察机关联合多部门开展救助、关心和鼓励，并帮助马某某进入梦想的学校，让马某某重拾生活信心，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典型意义】易门县人民检察院能动履职，融入家庭保护，通过非办案环节发现未成年人陷入困境线索，及时联合多部门开展司法救助，对困境未成年人开展生活安置、心理疏导、协调入学等多元救助，用心守护未成年人成长，让未成年人感受到检察机关的司法温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诠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云报全媒体记者 邓清文除自然因素外，社会因素也影响着民居的结构。粤北和粤东北聚集的客家人多从外地迁入，首先需要应对与原着民的关系，出于自卫需要，他们修建了土楼和围屋，合族而居以保安全，抵御当地的匪乱和械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部署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改革举措。推动国内商品服务高效自由流动，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过发票购销关系，则可以反映国内各省之间贸易联系紧密程度。